大約在我們來到布拉格的兩個禮拜前，副會長朱文輝先生囑我在會中談談自己的，也或許是較少人有的寫作經驗。他所給的題目是「新聞題材與文學創作的互動」。接到消息時，第一個感覺是，驚訝於朱副會長怎麼會要我談這個題目，第二個感覺是，很謝謝朱先生注意到這個在書寫上，把新聞和文學結合的較特殊情況。
新聞與文學寫作的不同
新聞寫作和文學寫作，乍看之下，互為矛盾。新聞書寫講求精、簡、準，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少的字數，寫出最多的訊息：講求時效、客觀、理性、正確反映現況；記者必須保持冷靜，與事件本身保持距離，嚴禁在事件上充當編劇、導演(這在台灣特別興盛，路透社也有)，而誤導群眾、影響輿論，甚至左右政策。也因此，在新聞領域裡，從文字進入內容時，必須十分小心，讀者必須判斷所讀到消息的可信度。文學則是主觀、感性的，是情感先行、營造氣氛、如真似幻。文學要求作者有感同身受的能力，必須先感動自己，寫出來的才能感動別人；必須能將讀者帶入一個事件本身，讓讀者有如親身經歷。所以，在文學領域，以文字進入內容是偉大的，也是讀者所需要的、所期待的。新聞與文學在處理同一事件時，其角度、重點往往大相逕庭。以戰爭為例，記者報導事情發生的原因、過程與結果（死亡數字似乎也很重要）。文學雖然也免不了對這些有所指涉，更重要的是處理事件期間與之後的家破人亡、顛沛流離、心靈創傷以及對後世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粗略來看，新聞是理性、客觀，文學是感性而主觀的。
記者的類別
記者有兩種，一種是「背包記者」，去到現場，直接接觸、觀察並做客觀反映。依媒體性質的不同，有時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同行（平面媒體），有些也錄製聲音（收音機）或實況轉播影像（電視）。這些人往往生活顛倒，三餐不定，有時在槍林彈雨裡穿梭，有時必須與屍體為伍。採訪暴動時，有經驗的，知道何時避開危險。這種現場或背包記者，容易被綁架或招來殺身之禍。
3月份以來鬧得風風雨雨的BBC記者Allan Johnston被巴勒斯坦民兵綁架勒索的事件，算是較受到關注的一例。瑞士德語區一名週刊記者在哥倫比亞和政府軍同行，目的是掃蕩毒品販子的製造基地。他們所要去的「加工廠」得到密報，人員逃走，軍隊只能焚燒煉製古柯鹼的器具。有時他們必須走一整天，不吃、不喝、不休息，卻毫無所獲。另外有一組文字和攝影記者，他們已有了塔里班的「行為手冊」，想更進一步從塔里班內部報導，卻在在喀布爾南方沙漠地帶遭塔里班綁架，證件、手錶、現金、攝影器材全被收刮，被命下跪，雙手反綁，差點被處死。
背包記者的現場採訪，往往可以經驗到與一般主流報導不同的真實層面。有個例子：丹麥漫畫事件所引發穆斯林激烈抗議時，有個荷蘭記者在巴基斯坦參加「打倒西方」的示威，他混在群眾裡，一個激動的穆斯林不小心踩到他的腳時，卻立刻說sorry、sorry。試想，在一個反西方的遊行隊伍，不但允許西方人參加，更向西方人道歉！我們可以問的是，這些人到底是真反西方，還是被徵召去抗爭？有時候，群眾真正的心態，必須在現場才能清楚知道。
另種是「書桌記者」。他們搜集資料、分析、研判並加以評論。兩者相依共存，缺一不可。「書桌記者」根據「背包記者」的資料，做成檔案，充實評論；也可依自己的判斷，請「背包記者」在現場加以證實。瑞士的新蘇黎世日報就有如此的配套；駐外記者的現場報導刊登在頭版時，在同一天的國際版內，就有和頭條新聞有關的評論員做分析；如此一來，讀者便可以對該事件有更清楚的認識。而持久性的新聞題材，由於要處理的事件範圍龐大複雜，更需要增加歷史學家或國際有關單位、機構的資訊，才能掌握得了，才能避免見樹不見林的尷尬與錯誤。
我如何面對兩種對立的書寫形態卻又融合為一
由於我本身對時事有極大的興趣，不得不去留意每天發生在各地的事情，儘可能讓自己暴露在新聞領域裡；另一方面又對文學無法忘情、不能割捨。或許就在這兩種力量相互撞擊拉扯，卻又緊緊被綑綁在我內心的結果，就產生了這種難以定位的寫作體裁；既不是時評，也不是感懷，更與遊記無關。雖然是散文、小說形式的呈現，讀者卻又可以立刻察覺內容是新聞事件的延伸。
拿新聞題材以文學手法來寫，往往會被認為是報導文學。報導文學裡的人、事、物都必須是真實的，是種對事件的特定擷取，作者也有其特定的立場；也就是，如果寫作者判定某件事情是對是錯，他下筆的方向就會依照判斷去尋找支持的理由或論據。比方，對台灣草蝦養殖造成地層下陷，以及拆船業者苛刻工作人員做出批判；或表揚某個外籍神職人員數十年默默為地方做出貢獻，所寫就的，較感性而訴諸人心的文字。報導文學應該就是法文裡的reportage（深入報導），或是瑞士德語報紙裡的Hintergrund（背景）。
可是文學創作就真假難分了。我不是寫報導文學，而是以新聞做為文學的題材。我常常在別人問「妳寫些什麼？」的時候，不知道自己是誰。因為，只要一提出「以文學手法處理新聞事件」，提問者立刻想成是報導文學，在這種情況下，我真是百口莫辯。
文學必須創造人物、對話，注意到結構、佈局、語言，也就是氣氛營造。作者所要呈現的「調性」，有如作曲者，究竟要以G小調還是F大調寫曲子，究竟是以Andante（緩慢）、Allegro（活潑），還是以Prestissimo（快速）來表現主題與變奏，下筆前心理上都必須事先有底。文學是虛擬造假、是去蕪存菁（除非有意描述桌旁地上的垃圾桶，否則通常只寫花瓶裡的花或看花的心境。是把不需要的枝節去掉，專注在所要呈現的事物上，甚至加以美化。其實「美化」也不一定正確，以文學的另一種形式 – 電影而言，有些編劇、導演不再拘泥於傳統的表現手法。比如嚴肅的送葬隊伍，通常導演會要求拉長鏡頭，取景白雲或飛鳥，再配以憂傷的意樂。然而也可以有故意製造的「境外」笑料：在送葬隊伍旁就有兩個人趕著豬，豬隻不聽使喚地在隊伍裡亂竄。送葬人一臉憂戚，觀眾卻讓豬隻逗笑不已）。寫作者一定有他的立場以及要達成的目標。文學寫作可以輕易地煽動讀者的情緒、操縱讀者的觀點。以這個角度來看，透過我的書寫方法來看新聞事件的本身，是危險的。
我的寫作方法
前面提過：在文學領域，從文字進入內容是偉大的；在新聞領域，從文字進入內容卻必須格外小心。我的挑戰是，如何保持文字的偉大，避免文字的陷阱。所以，除了運用上述文學寫作的方法之外，我必須尊重訊息本身，不能造假，即使新聞評論的內容和我的意見相左，也必須據實呈現；當然我也可以選擇不呈現，因為我既非為寫新聞，亦非寫評論，然而只要是選擇後的呈現，都不可造假。在一種看似自由，卻有所限制的情況下要達成既定的目標，我只能在技術層面下手。
現在就以曾經寫過的一篇「我愛賓拉登」為例。我讓一位在吉達國際機場咖啡廳等機的阿拉伯女人代替作者說話。讀者雖「讀到」這女人的話語，卻可「聽」到和這女人對話的另一方，可是這「另一方」的話語卻不呈現在讀者眼前。我以這種半對話、半獨白的形態交代賓拉登的生平、聖戰的意義、美國與阿拉伯的關係、阿拉伯的社會現況等等。另一篇「這個台灣女人要什麼？」是對於拉法葉艦弊案關係人汪傳浦的書寫。我曾和採訪汪傳浦的記者見面，得知採訪的來龍去脈之後，以記者做為第一人稱的敘述者說明：冷戰結束法國軍工體系因產量減少而危及該產業生存與員工工作不保的困境，也就在這一情況下，台灣得以突破「中共不贊同歐洲國家軍售台灣」的封鎖，和法國有了拉法葉艦的交易，卻牽扯出高達5億美元不法佣金以及人員被謀害事件；並帶出汪傳浦以哀兵姿態否認涉案的經過。另一個例子是對本世紀初英國狂牛症的探討。我以倫敦的pub為背景，讓不同的動物開口說話，其中有：「第一屆歐洲動物聯合大會決定，基於人類不將我們視為可與他們相互依存的生命體看待，而把我們當成他們經濟發展上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我們誓為動物格而戰。」動物們在海牙郊區林子裡開會後公佈宣言，並且以「四月三十一日歐盟各國國會大樓，在格林威治時間零時六十三分半同時起火燃燒，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由於事出夜半，延誤救火時機，等到大火被滅，國會大廈均已焦黑傾圮。」做為報復。另外，我還曾以四組人物對話的方式反映瑞士社會情況。這四組對話穿插出現，中間不做任何解釋性的銜接，全篇只有引號裡的話語。第一組人談了五句，接著是第四組人的三句話，再來可能是第二組人的六句…我必須做到，不論對話如何被打斷或不連貫，讀者都不致於混淆四組，並且能快速連接正確的主題內容。
下筆前的準備工作
我不是新聞記者，所以看新聞事件的角度可能和一般記者有所不同，總認為，許多難分難解的議題必須以文化做為著手探討的切入點。舉例而言，我想了解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恩怨，查到的資料都只提到過去半個世紀的各場戰爭，很令我失望，我需要引起戰爭的深層原因。不明白內在的糾結，再多的表面猜測，甚至加諸所謂的陰謀論也都無濟於事。我要的是失火的原因，而非火上加油。所以，念頭一轉，改以猶太與伊斯蘭為目標後，一個嶄新的世界突然出現眼前，我自己甚至被這番新局面震懾住了！一個事件的發生必定有遠因、近因，過程以及後續的影響，這麼一長線拉下來，可能經過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所以我在看待某個事件時，要求自己儘量將其中的演變都包含在內，這是艱巨而龐大的工作，也是應該持續努力的方向。
雖然我不是記者，為了求真或印證，有時會爭取機會去到事件的現場。媒體的特派員當然可以利用工作單位的資源，包括旅費，及訊息提供，也有攝影師同行。我一個人出訪，就必須自行處理所有的細節。比如去阿富汗之前，在沒有咨詢、商量對象的情況下，我必須知道如何申請簽證、找航線、安排食宿、當地的交通、預算、和誰見面、見面時談什麼、如何應付突發事件等等，更多時候是要「看著辦」的，而金錢的花費也不是個小數目。到了當地，看到美國的紀錄片拍攝隊伍，他們有一箱箱的設備，有四輪傳動吉普車隊，我卻是獨自一人，正愁著應該怎麼去到喀布爾北部的山谷！碰到必須記錄的人、事、物，就要忙著找出紙筆或照相機、錄音機等等的，把原本兩個人的工作集於一身，常有緩不濟急的感慨。所以我一直想買件有幾個大口袋的背心，以便能夠迅速拿取這些配備。另外一件可怕的事，當然是被挾持當人質的危險。我雖是雙重國籍，哪個國家願意為我這麼個小人物付出大代價，是完全不需要有任何寄望的。不過被挾持的可能性當然相當小，因為我再怎麼看，都不會是「萬惡不赦」的美國人。另外，女人單獨行動當然比男人有更多的限制，這也是自己必須克服的難處。
我的工作比記者還忙。一般記者獲得所要的訊息之後，就可以放心、放鬆了。我的情況不同，除了要獲得訊息外，還必須發揮寫作者的敏感度，因為透過細微的觀察與傾聽，往往可以在小枝節上有大發現。有新發現之後加以思索，又會有新問題產生，又必須想盡辦法去找答案，這是個可怕的惡性循環。我在特拉維夫參加的一個記者會便是個例子。Gaydamayer原是住俄國的猶太人，他在去年夏天以色列和黎巴嫩戰爭中，曾免費提供大批帳篷及飲食，非常受到一般基層民眾歡迎，他也不斷強調自己的這一個特點。在記者招待會結束，其他人陸續走出會場時，我特別留下來觀察。他跟少數人談話和在台上面對較多人時的神情並沒有明顯改變。而雙手插入褲袋、不動如山，一種冷眼旁觀的傲慢態度，以及身旁有三名隨從的派勢，令人不得不懷疑他是俄國經濟小寡頭。後來得知，他是法國追緝的經濟犯，卻在以色列宣佈參選耶路撒冷市長。
新聞與文學的共同點
一開始我談到，新聞寫作與文學創作相互矛盾。其實不論新聞事件或我這樣的寫作方式，有一個共同點，都必須建立在誠實的基礎上。我聽過一位瑞士老記者對過去和現在新聞呈現的比較，他說，以前考慮的是，讀者「應該」知道什麼，現在是考慮讀者「喜歡」知道什麼。投其所好的結果，不誠實的新聞太多了，我正好有兩、三個小例子：在索馬利亞，Reuters的記者是當地人，他的報導誇大不實，自編死亡人數，敵方的戰鬥直昇機被打下來，他也跟著歡呼叫好。去年的以黎戰爭，通訊社的新聞照片裡，常在廢墟前放個完整的、有鮮艷色彩的米老鼠填充玩偶，刻意以巨大的反差對比，來突顯以色列的殘忍。而教宗去年9月演講引言的風暴，我偶而看到兩篇攻擊教宗的文章，寫了電郵詢問作者（一在英國，一在巴勒斯坦）是否讀過演講全文後才下筆，卻得不到回音。
我的誠實是在於寫作前閱讀大量的資料，下筆時，在敏感的議題上避開帶情緒的字眼。在寫作期間，心理不斷有個聲音推翻、反駁自己，其實是種想像中的沙盤演練。常問自己的是，如果讀者對某一點提出攻擊時，必須如何回應。我在某一篇文章裡表達的立場與看法，有可能因時間推移而有所改變，因為題材是當今的、是時時在變化的。另種情況是，為求文章結構與佈局的完整，必須把另一角度的看法放在另一篇文章裡來談。所以看了有關某個議題的某一篇文章而把我定位的人，可能因沒有機會讀到同一議題的另一面看法，而對我有所誤解。這種情形較讓人難以想像，有個例子可以解釋：
猶太裔英國資深紀錄片導演Alan Rosenthal，論及史蒂芬．史匹柏的「慕尼黑」時，批評該片有許多誇張的情節與人物，並且美化在慕尼黑奧運殺害以色列選手的巴勒斯坦人，但肯定史匹柏較早的，納粹集體屠殺猶太人的「辛德勒的名單」。這樣的判斷很容易看出，Alan Rosenthal完全袒護以色列的立場，而史匹柏則是願意犧牲一些小節，提出一個更大的道德與正義的命題。我想說的是，太早、太草率地給一個人定位是不公平且危險的。
愛因斯坦所說的「以自己的困惑去困惑別人」，比直接得到答案更加寶貴，因這保障了一種共同腦力激盪的美好。現在我剛好有個困惑，如果各位有興趣，請幫我想想：在電影領域的歷史劇情片叫docu-drama，文學界也不乏以歷史事件做為書寫題材的。然而像我這樣的，不以歷史事件，而以時事融合文學的書寫體裁，應該如何稱呼才適當？給各位提供一個切入點：當我個人對某些時事產生了一種難以解釋的情感時，也就是我下筆寫的時候了。
新聞與文學寫作的不同
新聞寫作和文學寫作，乍看之下，互為矛盾。新聞書寫講求精、簡、準，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少的字數，寫出最多的訊息：講求時效、客觀、理性、正確反映現況；記者必須保持冷靜，與事件本身保持距離，嚴禁在事件上充當編劇、導演(這在台灣特別興盛，路透社也有)，而誤導群眾、影響輿論，甚至左右政策。也因此，在新聞領域裡，從文字進入內容時，必須十分小心，讀者必須判斷所讀到消息的可信度。文學則是主觀、感性的，是情感先行、營造氣氛、如真似幻。文學要求作者有感同身受的能力，必須先感動自己，寫出來的才能感動別人；必須能將讀者帶入一個事件本身，讓讀者有如親身經歷。所以，在文學領域，以文字進入內容是偉大的，也是讀者所需要的、所期待的。新聞與文學在處理同一事件時，其角度、重點往往大相逕庭。以戰爭為例，記者報導事情發生的原因、過程與結果（死亡數字似乎也很重要）。文學雖然也免不了對這些有所指涉，更重要的是處理事件期間與之後的家破人亡、顛沛流離、心靈創傷以及對後世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粗略來看，新聞是理性、客觀，文學是感性而主觀的。
記者的類別
記者有兩種，一種是「背包記者」，去到現場，直接接觸、觀察並做客觀反映。依媒體性質的不同，有時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同行（平面媒體），有些也錄製聲音（收音機）或實況轉播影像（電視）。這些人往往生活顛倒，三餐不定，有時在槍林彈雨裡穿梭，有時必須與屍體為伍。採訪暴動時，有經驗的，知道何時避開危險。這種現場或背包記者，容易被綁架或招來殺身之禍。
3月份以來鬧得風風雨雨的BBC記者Allan Johnston被巴勒斯坦民兵綁架勒索的事件，算是較受到關注的一例。瑞士德語區一名週刊記者在哥倫比亞和政府軍同行，目的是掃蕩毒品販子的製造基地。他們所要去的「加工廠」得到密報，人員逃走，軍隊只能焚燒煉製古柯鹼的器具。有時他們必須走一整天，不吃、不喝、不休息，卻毫無所獲。另外有一組文字和攝影記者，他們已有了塔里班的「行為手冊」，想更進一步從塔里班內部報導，卻在在喀布爾南方沙漠地帶遭塔里班綁架，證件、手錶、現金、攝影器材全被收刮，被命下跪，雙手反綁，差點被處死。
背包記者的現場採訪，往往可以經驗到與一般主流報導不同的真實層面。有個例子：丹麥漫畫事件所引發穆斯林激烈抗議時，有個荷蘭記者在巴基斯坦參加「打倒西方」的示威，他混在群眾裡，一個激動的穆斯林不小心踩到他的腳時，卻立刻說sorry、sorry。試想，在一個反西方的遊行隊伍，不但允許西方人參加，更向西方人道歉！我們可以問的是，這些人到底是真反西方，還是被徵召去抗爭？有時候，群眾真正的心態，必須在現場才能清楚知道。
另種是「書桌記者」。他們搜集資料、分析、研判並加以評論。兩者相依共存，缺一不可。「書桌記者」根據「背包記者」的資料，做成檔案，充實評論；也可依自己的判斷，請「背包記者」在現場加以證實。瑞士的新蘇黎世日報就有如此的配套；駐外記者的現場報導刊登在頭版時，在同一天的國際版內，就有和頭條新聞有關的評論員做分析；如此一來，讀者便可以對該事件有更清楚的認識。而持久性的新聞題材，由於要處理的事件範圍龐大複雜，更需要增加歷史學家或國際有關單位、機構的資訊，才能掌握得了，才能避免見樹不見林的尷尬與錯誤。
我如何面對兩種對立的書寫形態卻又融合為一
由於我本身對時事有極大的興趣，不得不去留意每天發生在各地的事情，儘可能讓自己暴露在新聞領域裡；另一方面又對文學無法忘情、不能割捨。或許就在這兩種力量相互撞擊拉扯，卻又緊緊被綑綁在我內心的結果，就產生了這種難以定位的寫作體裁；既不是時評，也不是感懷，更與遊記無關。雖然是散文、小說形式的呈現，讀者卻又可以立刻察覺內容是新聞事件的延伸。
拿新聞題材以文學手法來寫，往往會被認為是報導文學。報導文學裡的人、事、物都必須是真實的，是種對事件的特定擷取，作者也有其特定的立場；也就是，如果寫作者判定某件事情是對是錯，他下筆的方向就會依照判斷去尋找支持的理由或論據。比方，對台灣草蝦養殖造成地層下陷，以及拆船業者苛刻工作人員做出批判；或表揚某個外籍神職人員數十年默默為地方做出貢獻，所寫就的，較感性而訴諸人心的文字。報導文學應該就是法文裡的reportage（深入報導），或是瑞士德語報紙裡的Hintergrund（背景）。
可是文學創作就真假難分了。我不是寫報導文學，而是以新聞做為文學的題材。我常常在別人問「妳寫些什麼？」的時候，不知道自己是誰。因為，只要一提出「以文學手法處理新聞事件」，提問者立刻想成是報導文學，在這種情況下，我真是百口莫辯。
文學必須創造人物、對話，注意到結構、佈局、語言，也就是氣氛營造。作者所要呈現的「調性」，有如作曲者，究竟要以G小調還是F大調寫曲子，究竟是以Andante（緩慢）、Allegro（活潑），還是以Prestissimo（快速）來表現主題與變奏，下筆前心理上都必須事先有底。文學是虛擬造假、是去蕪存菁（除非有意描述桌旁地上的垃圾桶，否則通常只寫花瓶裡的花或看花的心境。是把不需要的枝節去掉，專注在所要呈現的事物上，甚至加以美化。其實「美化」也不一定正確，以文學的另一種形式 – 電影而言，有些編劇、導演不再拘泥於傳統的表現手法。比如嚴肅的送葬隊伍，通常導演會要求拉長鏡頭，取景白雲或飛鳥，再配以憂傷的意樂。然而也可以有故意製造的「境外」笑料：在送葬隊伍旁就有兩個人趕著豬，豬隻不聽使喚地在隊伍裡亂竄。送葬人一臉憂戚，觀眾卻讓豬隻逗笑不已）。寫作者一定有他的立場以及要達成的目標。文學寫作可以輕易地煽動讀者的情緒、操縱讀者的觀點。以這個角度來看，透過我的書寫方法來看新聞事件的本身，是危險的。
我的寫作方法
前面提過：在文學領域，從文字進入內容是偉大的；在新聞領域，從文字進入內容卻必須格外小心。我的挑戰是，如何保持文字的偉大，避免文字的陷阱。所以，除了運用上述文學寫作的方法之外，我必須尊重訊息本身，不能造假，即使新聞評論的內容和我的意見相左，也必須據實呈現；當然我也可以選擇不呈現，因為我既非為寫新聞，亦非寫評論，然而只要是選擇後的呈現，都不可造假。在一種看似自由，卻有所限制的情況下要達成既定的目標，我只能在技術層面下手。
現在就以曾經寫過的一篇「我愛賓拉登」為例。我讓一位在吉達國際機場咖啡廳等機的阿拉伯女人代替作者說話。讀者雖「讀到」這女人的話語，卻可「聽」到和這女人對話的另一方，可是這「另一方」的話語卻不呈現在讀者眼前。我以這種半對話、半獨白的形態交代賓拉登的生平、聖戰的意義、美國與阿拉伯的關係、阿拉伯的社會現況等等。另一篇「這個台灣女人要什麼？」是對於拉法葉艦弊案關係人汪傳浦的書寫。我曾和採訪汪傳浦的記者見面，得知採訪的來龍去脈之後，以記者做為第一人稱的敘述者說明：冷戰結束法國軍工體系因產量減少而危及該產業生存與員工工作不保的困境，也就在這一情況下，台灣得以突破「中共不贊同歐洲國家軍售台灣」的封鎖，和法國有了拉法葉艦的交易，卻牽扯出高達5億美元不法佣金以及人員被謀害事件；並帶出汪傳浦以哀兵姿態否認涉案的經過。另一個例子是對本世紀初英國狂牛症的探討。我以倫敦的pub為背景，讓不同的動物開口說話，其中有：「第一屆歐洲動物聯合大會決定，基於人類不將我們視為可與他們相互依存的生命體看待，而把我們當成他們經濟發展上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我們誓為動物格而戰。」動物們在海牙郊區林子裡開會後公佈宣言，並且以「四月三十一日歐盟各國國會大樓，在格林威治時間零時六十三分半同時起火燃燒，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由於事出夜半，延誤救火時機，等到大火被滅，國會大廈均已焦黑傾圮。」做為報復。另外，我還曾以四組人物對話的方式反映瑞士社會情況。這四組對話穿插出現，中間不做任何解釋性的銜接，全篇只有引號裡的話語。第一組人談了五句，接著是第四組人的三句話，再來可能是第二組人的六句…我必須做到，不論對話如何被打斷或不連貫，讀者都不致於混淆四組，並且能快速連接正確的主題內容。
下筆前的準備工作
我不是新聞記者，所以看新聞事件的角度可能和一般記者有所不同，總認為，許多難分難解的議題必須以文化做為著手探討的切入點。舉例而言，我想了解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恩怨，查到的資料都只提到過去半個世紀的各場戰爭，很令我失望，我需要引起戰爭的深層原因。不明白內在的糾結，再多的表面猜測，甚至加諸所謂的陰謀論也都無濟於事。我要的是失火的原因，而非火上加油。所以，念頭一轉，改以猶太與伊斯蘭為目標後，一個嶄新的世界突然出現眼前，我自己甚至被這番新局面震懾住了！一個事件的發生必定有遠因、近因，過程以及後續的影響，這麼一長線拉下來，可能經過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所以我在看待某個事件時，要求自己儘量將其中的演變都包含在內，這是艱巨而龐大的工作，也是應該持續努力的方向。
雖然我不是記者，為了求真或印證，有時會爭取機會去到事件的現場。媒體的特派員當然可以利用工作單位的資源，包括旅費，及訊息提供，也有攝影師同行。我一個人出訪，就必須自行處理所有的細節。比如去阿富汗之前，在沒有咨詢、商量對象的情況下，我必須知道如何申請簽證、找航線、安排食宿、當地的交通、預算、和誰見面、見面時談什麼、如何應付突發事件等等，更多時候是要「看著辦」的，而金錢的花費也不是個小數目。到了當地，看到美國的紀錄片拍攝隊伍，他們有一箱箱的設備，有四輪傳動吉普車隊，我卻是獨自一人，正愁著應該怎麼去到喀布爾北部的山谷！碰到必須記錄的人、事、物，就要忙著找出紙筆或照相機、錄音機等等的，把原本兩個人的工作集於一身，常有緩不濟急的感慨。所以我一直想買件有幾個大口袋的背心，以便能夠迅速拿取這些配備。另外一件可怕的事，當然是被挾持當人質的危險。我雖是雙重國籍，哪個國家願意為我這麼個小人物付出大代價，是完全不需要有任何寄望的。不過被挾持的可能性當然相當小，因為我再怎麼看，都不會是「萬惡不赦」的美國人。另外，女人單獨行動當然比男人有更多的限制，這也是自己必須克服的難處。
我的工作比記者還忙。一般記者獲得所要的訊息之後，就可以放心、放鬆了。我的情況不同，除了要獲得訊息外，還必須發揮寫作者的敏感度，因為透過細微的觀察與傾聽，往往可以在小枝節上有大發現。有新發現之後加以思索，又會有新問題產生，又必須想盡辦法去找答案，這是個可怕的惡性循環。我在特拉維夫參加的一個記者會便是個例子。Gaydamayer原是住俄國的猶太人，他在去年夏天以色列和黎巴嫩戰爭中，曾免費提供大批帳篷及飲食，非常受到一般基層民眾歡迎，他也不斷強調自己的這一個特點。在記者招待會結束，其他人陸續走出會場時，我特別留下來觀察。他跟少數人談話和在台上面對較多人時的神情並沒有明顯改變。而雙手插入褲袋、不動如山，一種冷眼旁觀的傲慢態度，以及身旁有三名隨從的派勢，令人不得不懷疑他是俄國經濟小寡頭。後來得知，他是法國追緝的經濟犯，卻在以色列宣佈參選耶路撒冷市長。
新聞與文學的共同點
一開始我談到，新聞寫作與文學創作相互矛盾。其實不論新聞事件或我這樣的寫作方式，有一個共同點，都必須建立在誠實的基礎上。我聽過一位瑞士老記者對過去和現在新聞呈現的比較，他說，以前考慮的是，讀者「應該」知道什麼，現在是考慮讀者「喜歡」知道什麼。投其所好的結果，不誠實的新聞太多了，我正好有兩、三個小例子：在索馬利亞，Reuters的記者是當地人，他的報導誇大不實，自編死亡人數，敵方的戰鬥直昇機被打下來，他也跟著歡呼叫好。去年的以黎戰爭，通訊社的新聞照片裡，常在廢墟前放個完整的、有鮮艷色彩的米老鼠填充玩偶，刻意以巨大的反差對比，來突顯以色列的殘忍。而教宗去年9月演講引言的風暴，我偶而看到兩篇攻擊教宗的文章，寫了電郵詢問作者（一在英國，一在巴勒斯坦）是否讀過演講全文後才下筆，卻得不到回音。
我的誠實是在於寫作前閱讀大量的資料，下筆時，在敏感的議題上避開帶情緒的字眼。在寫作期間，心理不斷有個聲音推翻、反駁自己，其實是種想像中的沙盤演練。常問自己的是，如果讀者對某一點提出攻擊時，必須如何回應。我在某一篇文章裡表達的立場與看法，有可能因時間推移而有所改變，因為題材是當今的、是時時在變化的。另種情況是，為求文章結構與佈局的完整，必須把另一角度的看法放在另一篇文章裡來談。所以看了有關某個議題的某一篇文章而把我定位的人，可能因沒有機會讀到同一議題的另一面看法，而對我有所誤解。這種情形較讓人難以想像，有個例子可以解釋：
猶太裔英國資深紀錄片導演Alan Rosenthal，論及史蒂芬．史匹柏的「慕尼黑」時，批評該片有許多誇張的情節與人物，並且美化在慕尼黑奧運殺害以色列選手的巴勒斯坦人，但肯定史匹柏較早的，納粹集體屠殺猶太人的「辛德勒的名單」。這樣的判斷很容易看出，Alan Rosenthal完全袒護以色列的立場，而史匹柏則是願意犧牲一些小節，提出一個更大的道德與正義的命題。我想說的是，太早、太草率地給一個人定位是不公平且危險的。
愛因斯坦所說的「以自己的困惑去困惑別人」，比直接得到答案更加寶貴，因這保障了一種共同腦力激盪的美好。現在我剛好有個困惑，如果各位有興趣，請幫我想想：在電影領域的歷史劇情片叫docu-drama，文學界也不乏以歷史事件做為書寫題材的。然而像我這樣的，不以歷史事件，而以時事融合文學的書寫體裁，應該如何稱呼才適當？給各位提供一個切入點：當我個人對某些時事產生了一種難以解釋的情感時，也就是我下筆寫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