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手中無權，也不對權力抱有妄想。他們只想在『真實』中生活，其實算不上什麼政治觀點。他們也許就是一批詩人、畫家、音樂家，或者是保持著個人尊嚴的普通公民。」
文／廖天琪 捷克前總統哈威爾於2007年2月20日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領了兩個人權獎，並參加國會圖書館會同國家民主基金會所舉辦的題為「異議分子與自由」的演講會。不僅主辦這次盛會的圖書館長畢靈根先生和基金會的格旭曼先生對哈威爾推崇備至，八位與會的來自七個國家的異議人士莫不把哈威爾尊為道德和精神的楷模，強調他對那些尚在專制深淵中掙扎的人們，所發揮的鼓舞和指引作用。 歷經人世滄桑，從階下囚變成了一國總統的哈威爾，三年前從擔任了十三年的元首位置上退了下來，常年的政治家生涯並沒有改變他含蓄內斂的性格。筆者是第一次聆聽這位外表靦腆的總統演說，身材矮小的他，開口說話時，態度平和，既不像英雄、先知或智者那樣有魅力，連傳教士或大學教授的口才也趕不上。若把他跟中國那些口沫橫飛、滔滔不絕的「民運精英」相比，他倒更像個街坊鄰里來說事兒的長者。他先感謝大家有耐心聽他蹩腳的英文，接著就直接說自己對「異議分子」或「持不同政見者」（dissident)這個詞不大喜歡，因為這聽上去好像是個職業的稱謂似的。其實這個詞遠遠不能概括自身豐富的內涵，它是一個西方媒體所創造出來的詞。正如他在著名的《無權者的權力》一書中所指出的「持不同政見」的「無權者」，是一群在黑暗的時刻裡抱著希望和期待的人—— 「他們手中無權，也不對權力抱有妄想。他們只想在『真實』中生活，其實算不上什麼政治觀點。他們也許就是一批詩人、畫家、音樂家，或者是保持著個人尊嚴的普通公民。」 這些人都有自己本行的職業，他們拒絕聽假話、套話，更不願重複這種虛偽的遊戲。哈威爾雖沒有說出口，但我相信他更願意被稱為劇作家，而不是一名定義模糊的持不同政見者。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即蘇聯坦克開進布拉格十年之後，整個捷克社會沉淪到一種消極悲觀、道德淪喪的氛圍之中，人們得過且過，放棄了精神的價值，只一味追求表面的物慾。哈威爾當時在《無權者的權力》中，極有遠見地提出「後極權社會」的概念，並且一針見血地將這種社會的特徵作了恰如其分的描寫：「後極權社會本質的一個方面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權力範圍之內，不讓人們實現他們的人性，而是讓人們放棄自我和人性，服膺於整個系統，變成系統的自動性的代理人和其自訂目標的僕人。」在這個社會裡，每個人都一樣是顆螺絲釘，可以被他人取代。若是有個性的人突然冒了尖，不用政府費心，不必勞駕警察勞力，普通人就會衝著他去了： 「人們的普遍參與，製造了一個常規，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貼耳。再者，人們學會了心甘情願地參與，以為那是理所當然的。最後他們毋須任何外部壓力，就會視那些不參與者為異端或傲慢不遜的人，是對大家的侮辱和對社會的背叛。後極權社會就是這樣，通過把一切人拽入權力的網絡，使一切人變成社會自動整體的工具... 因為每一個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會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 這種情況，對於在中國經歷了反右和文革的人們來說，實在太熟悉了。可怕的是，五六十年代，甚至直到毛澤東去世的七十年代，中國還未達到「後極權社會」的高度，還停留在「原始極權社會」的階段，那時候的人們沉迷在造神運動的狂熱中，所以上面一聲令下，一個最高指示，就能有千萬個揣摩朕意的嘍囉們衝鋒陷陣，死而後已。那時候的打人、殺人、吃人全是沒有自己個性、沒有自己意志的盲目螺絲釘們，對付那些「背叛」了主席和黨的叛徒們的懲罰。 如果將哈維爾的這個「後極權」模式套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來看，也可以說許多人都是當前那個腐敗、畸形、病入膏肓的資本主義加社會主義這對怪胎體制的製造者、受益者和擁護者。專制體制因而能夠延續，甚至被打上「和諧社會」的標籤，整個社會上上下下進行「意淫」式的自我陶醉。 哈威爾在他的發言中提出了兩個警告，要人們注意異議分子頭上的光環並非都是真實的。他指出，異議分子背景複雜，這些人並不是選舉產生的，他們中間有時混雜著間諜和瘋子，跟他們打交道時，應當識辨清楚。另外，很多異議分子和民主力量的掙扎和努力並不見得會成功。我們的世界喜歡快樂的結局（happy end），像捷克就是皆大歡喜的結果，但世事並非總是這樣。哈威爾說得很對，西方的社會和媒體那種並非發自「居安思危」的正義感和同情心，加上不瞭解背景的複雜性，往往很單純地推崇所謂的烈士和英雄，對於專制國家的異議分子，特別是那些在獄中度過漫長歲月的人，非常信任和支持，結果一旦識得他們的廬山真面目，才發覺這些人身上帶有許多比常人更多的缺點，不免感到失望。 且不說東歐、前蘇聯和中東國家的海外異議分子往往令人大失所望，中國的海外民運分子中，有道德操守，又有能力、並且繼續保持純潔理念的人，簡直屈指可數。這一點也不奇怪，很多自封的「精英」，不過是風起雲湧的時勢所造就的曇花一現的短命「英雄」，浪潮一退，他們平庸的資質和未經陶冶教育過的人品就暴露無遺。在異常並且移位的大環境中，如果沒有較強的自我把持力，那麼性格中所有的缺點甚至污點都無情地暴露在公眾界了。這本來值得原諒和同情，可惜有些人連一點自知之明都沒有，還在觀眾已經散盡的戲台上流連盤桓，這就十分難堪了。有少數的人還豁出去作孤注一擲的拚搏，所謂的回國闖關者是也。既然他們求仁得仁，「成功地」成為真正的異議分子，在監獄中度上一段時光，增加了自己光環的亮度，也算是公平的交易了。 然而有很大一部分的異議分子，他們是生活在極權社會之中的，這些人在進行為自由民主的爭抗時，就要付出沉重的代價了。在車臣、白俄羅斯、在伊朗、土耳其，在新疆、西藏以及中國內地，許多人為了拒絕謊言，尋求真相，保有自己的職業操守和良知，而失去了生命和自由。哈威爾所說的那些間諜、瘋子和機會主義者絕對不是他們。自由世界應當關注支持這些真正的勇士和鬥士。 從孩提時代，人們聽慣了的童話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個國王...」，故事裡的好人總要遭遇到巫師的魔法或壞人的陷害，而結局多半是好的，壞人完蛋，災難過去，「如果他們還沒死的活，一直還快活地活到今天」，這樣的快樂結局是大家都期待的。現實生活中往往剛好相反，但是一 有機會，人們還要做夢，媒體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是不願幹這碎夢的煞風景差事的。雖然人的偷窺癖使讀者觀眾也有嗜血的一面，但是溫馨的場景，高貴的人物，勇敢的鬥士，驚險的歷程、圓滿的結局是大多數人所愛好的。除了局部的巴爾幹半島上的殺戮，歐洲半世紀以來雖有民主共產陣營的對峙，卻沒有經歷戰爭。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大本營1989年開始的解體，也是未動干戈的和平群眾運動。連後來各國新政府對前共產政權的清洗、糾錯和反思運動都是和平理性，依照法律程序進行的。人們應當記憶猶新，當初俄國革命成功是如何屠殺舊俄的貴族、軍官甚至沙皇家族的。二戰後，殘暴的斯大林主義又橫行東歐各共產主義國家，受迫害、被殺害、監禁的人有千千萬萬。兩相對照，就顯出民主和極權制度的根本區別。 在這方面，捷克天鵝絨革命之後，哈威爾擔任總統，採取了寬容敵人、赦免未直接參與犯罪的前共產政權官員的柔性政策，對鄰國發揮了良性的影響。哈威爾的這種做法不是和稀泥，更不是懷柔，在他內心深處，他是一個仁者和智者。他的做法受到過受害人的指責，但是從長遠來看，這樣的寬容策略加速了社會傷口的癒合，積極地製造了相互理解的祥和之氣。1992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和平地分家，未動兵戎，連口水戰都沒有，真是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就這麼瀟灑地成為兩個國家了。它們之間現在是很友好親密的鄰居。 哈威爾在國會圖書館演講完了，有聽眾問他，在我們這個亂糟糟充滿暴力的世界，捷克怎麼能夠有天鵝絨革命，又能和平地分裂成為兩個國家？哈威爾只輕聲地吐出幾個字：「我們的人不好鬥」。一時間內，聽眾沒反應過來，接著才有稀落的掌聲。我也愣住了，接著感到眼眶有些濕潤。試想，伊拉克的遜尼族和十葉族也能夠和平地分成兩個兄弟國家，永遠不再有人肉炸彈，人民安居樂業，互通有無。試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及臨界的黎巴嫩、約旦、敘利亞和其他的阿拉伯國家，他們能夠和平相處，共同分享耶路撒冷這個世界三大宗教的發源聖地。試想，北韓不去造什麼核武器，而把他們的小孩子們養得個個有紅紅的臉蛋兒。如果，達賴喇嘛能夠回到闊別48年的拉薩故鄉，藏民將沿途跪拜迎接他們的神明。如果，台灣人不必擔心被武力解放，阿扁也不致狗急跳牆。如果，中國人能自由選舉，農民們會興高采烈地在選票上蓋指印畫圈圈，這個世界將多麼美麗..... *本文的引言出自哈維爾著《無權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1978）， 吳小洲、張婭曾、劉康譯，http://www.tianyabook.com/waiguo2005/h/haweier/000/007.htm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