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此」故事的書寫，既沒有魯西迪的大膽挑釁，也沒有索忍尼津的文學修持，而沙拉莫夫式，不允許人工造作褻瀆死絕的堅持，就更談不上了。只懂得，除了變化，沒有一樣是永恆；連不褪色的愛情也只能生存在文學藝術裡。於是，就簡單地說，這故事裡的安排是反映人間世吧。
文／顏敏如 Yen Minju
已不記得何時培養了這個嗜好，就愛獨自在交通單薄的高速公路上狂飆。不但必須有莫札特的安魂彌撒曲作伴，還非要是1962年卡拉揚指揮柏林愛樂在漢堡錄音的那一版不可。
車胎在平穩的公路上奔滾，把音樂調到極大聲，全身由氾濫於一整個密閉空間的旋律包裹，箭一般向前飛馳，思緒竟是無比清晰尖銳，對空間、時間的感覺卻相對魯鈍起來。想到出版社通知要出書的消息，車子逕自駛入了時光隧道。 這故事寫於大約七年前，當初的動機是「不甘心」。中國大陸的任何風吹草動，中國到歐洲來的任何可取、不可取，似乎都被視為可讓人立即享受異國情調的珍貴消息，而台灣卻鮮少為人所知。曾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看到瑞士某個村裡小學的世界地圖上，中國東南部只見一片汪洋海域，台灣島是不存在的。從曠闊海洋冒出的，「無中生有」的身世，讓我興起應該將台灣介紹給此地人知道的想法。默存於心的意圖不曾消退，自忖二二八或許是個介入點，若直接以德文書寫，應當較方便將台灣介紹出去。考慮之後，卻又覺得單以台灣為主角可能不容易引起注意，因為哪個國家、哪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滄桑？事過經年，偶然得知1968年蘇黎世曾有一場小規模的學生暴動，於是認為，將兩個文化內涵、時代背景全然不同，發生動機卻又相似的事件加以結合是可以嘗試的方向。介紹台灣的動機便擴大成探討年輕人對所處社會環境不滿，意圖改造，以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等等議題的碰觸，並以愛情故事帶出每個世代年輕人所曾經重複，也必定會在現在與未來不斷重複，對美好新世界懷抱理想，卻又遭受打擊敗北，亦即，青春之美相對於殘酷現實的訊息。 讓一個不曾親身經驗的時代重現，讓一些不曾聽聞的人物存活，分明是給自己苦膽嚐的工作，更何況是跨國越界，硬要將絲縷編織成彩圖的挑戰！寫之前，我看了有關二二八的著作、慰安婦的報導、歌仔戲班的論文研究，以及無數的篇章與書籍，現在已無法具體指出曾經涉獵哪些。瑞士方面，我在所居地中央圖書館調閱了近四十年前蘇黎世火車站暴動的現場報導及當時的雜誌，翻閱了那個時代的服裝介紹，讀了由瑞士記者所寫有關1960年代整個世界政治背景的記錄；以電話訪談一位所謂「六八年代」的當事人，了解他的心路歷程；向當時和亞洲有生意來往者詢問二十世紀中期港台兩地的海運及歐亞空運航線；特別去看了蘇黎世火車站周遭，並以電話詢問蘇黎世市政府檔案室有關華僑在蘇城的情況等等。有關故事裡各個人物、各種背景的雜亂筆記、塗鴉也早已不知遺落何方。如今回看這事，就是在歷史裡談歷史了。 至於近年來在台灣政黨對決中，幾乎位居要津的二二八事件辯證，既不是這小書的主旨，也不一定是我的興趣所在。荷蘭一位歷史學家曾說：「歷史是永不止息的攻防與辯論。」同一時代的人經歷同一事件，卻有不同的說法與感受，因為每個人只侷限於自己經驗的那一部份，只能從其中一個角度揣度整個過程。歷史事件唯有在搜列、拼湊不同面向之後，才能探知較客觀的實情。問題是，如果每個人的親身經歷是或多或少受到操弄的結果呢？ 想起，因在「魔鬼的詩篇」(The Satanic Verses)中褻瀆穆罕默德，而被前伊朗最高領袖何梅尼下令追殺，出生印度，英國籍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所說的一段話：「如果一位作家可以毫無畏懼地書寫，那麼他就不應該創作。我把文學、藝術置於萬事之頂，它們是能夠讓人類把自己說明白的最高管道，若要毫無遺漏地完成這個使命，就必須有勇氣並傲慢地不對自己設限、不做自我檢查。」魯西迪認為，即使有所畏懼也應該盡情表達。這是種有話要說，不得不說，而把自己暴露在人前，供人檢驗的大膽舉措。在獨裁國家裡，負責「端正思想」的是政府機關，在言論自由的多元社會中，文字或語言是否造成不良影響或留下後遺症，也不見得有個準。這，只能讓歷史自己去說話了。 有人說，寫什麼是人格，怎麼寫是風格，這話沈重，卻也真實。世上有多少種人，就有多少種寫作者。俄國作家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1907–1982）曾尖刻地批評海明威是個看風景的觀光客，對索忍尼津（Alexander Solshenizyn）把集中營的描寫提高到藝術美學的層次，並不以為然。他主張非文學的文學，認為文學不能有美與道德，直覺直言的筆記式書寫才「合法」，反對修潤與改動；強調，敘述不能太過於文學性，否則就是敘述的死亡。他曾批判索忍尼津美化集中營生活，是犯了「死罪」。索氏「古拉格群島」的副題「對藝術研究的嘗試」是沙拉莫夫所難以忍受的。對集中營的全盤否定，對於把生命期望限制在極小範圍，只要能夠在醫院裡、在床上死去，而不是在寒冷的曠野、不是在板車上、不是在車輪旁、不是在叫罵聲中的骯髒棚屋裡、不是在夥伴們的冷漠裡死去的卑微而強烈的企盼，使他拒絕任何文學形式對集中營生活書寫的干預；因為，在文字無法傳達、語言無法敘述的絕滅境況裡，美學必定失去矯情的提昇作用，道德也不再能夠昂首批判。沙拉莫夫得到今年俄國的索忍尼津文學獎，我懷疑，如果他仍在世，是否會拒絕這個獎。 我對「此」故事的書寫，既沒有魯西迪的大膽挑釁，也沒有索忍尼津的文學修持，而沙拉莫夫式，不允許人工造作褻瀆死絕的堅持，就更談不上了。只懂得，除了變化，沒有一樣是永恆；連不褪色的愛情也只能生存在文學藝術裡。於是，就簡單地說，這故事裡的安排是反映人間世吧。 是啊，在高速公路上疾馳又不排除複雜的思慮，對自己、對他人是多麼不道德。常因此而開錯路，還只是輕微的懲罰罷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