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黨結社原是因為對於某種理念的心悅誠服，卻往往由於缺乏阻止因摻雜貪婪人性而導致敗壞的監督機制，而讓理念轉變成僵死的理論，甚至披上盔甲地被供奉在廟堂之上，並墮落成再也無法承受新思考挑戰的意識形態。而今，參政者竟然連這種四不像主義都懶得追求，入黨，只是家族成員之間的傳承，是利益內部輸送的權宜。
文／顏敏如 Yen Minju
三十年前某個春天的午後，幾名青年學生不肯回家，他們背著書包聚集在中正路學苑前，談論著應該去市議會旁聽，去看看議會的運作，去揪出那些貪官污吏。然而，年輕人打抱不平的熱忱卻因為不認識管道、不懂得做事方法而被沖淡，竟至不了了之。
自此，那個帶著革命情懷的台灣世代，隨著經濟成長讓生活愈發能夠輕鬆經營。及至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在自己有能力參與眾人之事時，竟然以集體貪瀆的醜聞回應當年曾經有過的青春熱血。此一現象豈是高雄所獨有？ 原來我們有一種奇特的黨團文化，在黨的保護下，官官相護，好處相通，而黨也就靠著這些官蟲的滋潤維生，是種政黨及其黨員的相互寄生結構。在「眾人的錯終究會變成對」的迷思之下，以為民眾默不作聲即暗示著贊成同意，或只要大夥一律穿上白衣，警察便找不到黑羊的弱智表現，使得高雄不但在島內，更在國際蒙羞。 集黨結社原是因為對於某種理念的心悅誠服，卻往往由於缺乏阻止因摻雜貪婪人性而導致敗壞的監督機制，而讓理念轉變成僵死的理論，甚至披上盔甲地被供奉在廟堂之上，並墮落成再也無法承受新思考挑戰的意識形態。而今，參政者竟然連這種四不像主義都懶得追求，入黨，只是家族成員之間的傳承，是利益內部輸送的權宜。特別是目前台灣政壇文化仍舊深陷在人際糾結的泥迷障裡,即使有心改革的民代,仍不免受制於此一令人耗盡心神,難以抽身的弒命流沙。然而,一市之長仍應不時勉力,必須鍛鍊跨越出共生腐化黨團的能力，拒絕如同世襲制度的提字、站台、跑紅白帖，以及收集民間社團理事頭銜的文化，拉高企圖，抬高眼界，學習讓自己獨一無二。而笑話這是不諳政治生態、不懂政治手腕的政壇老將，正是早已為自己留下全身而退的後路，將改革與膽識踐踏在地的平庸之徒。 把「卓越、創新、與國際接軌」說得琅琅上口的台灣，以為早已掙脫一言堂的束縛，從此搭上多元化的國際列車，直駛璀璨的未來。殊不知，台灣的多元跳脫不出偏遠小島大紅大綠的粗俗裝飾；政治上，是叫囂咒罵話語的翻新，自愚、愚民的手段更加激烈；社會上，是品味低俗的選擇增加，比爛的速度增快；經濟上，是壓抑其他產業以扶植某些特定產業的偏狹，而造成都會區中產階級講究「旅(行)、自(我)、(悠)慢」生命情調與所謂社會失敗者「自殺猶需陪葬」，兩種生活形態間的差異；文化上，是知識份子對非知識份子的傲慢，以及非知識份子因不正視理論與實際操作之間的距離，所顯出對知識的不屑與鄙視。而眾多即使挖出眼睛也要努力看著自己的內視份子，把外面的世界想得太天真，其實並不聰明。 遠的不談，就看看鄰居們如何過日子：韓國，孜孜矻矻，憤世嫉俗，一心拼鬥；日本，工作嚴謹，恃寵、優雅地大步向前；中國，呼朋引伴，大聲嚷嚷的暴發戶；而我們自己則是，兩個兄弟，在已受傷流血的母親面前，仍然忙著大打出手！ 2006年初，德國第一電視台的某個政論節目明白指出，台灣已在世界經濟圈的外圍。小島內部忙著自相殘殺，即便是傳出了屍臭也無人理會。我們的社會、經濟、文化在世界上起不了大的作用，政治層面仍被提及，原因只有一個 – 台灣在軍事戰略上是一著有用的棋。台灣以何種形態存在，甚或存在與否，不是其他國家的關切，而絕大多數的台灣人竟然對於此一實況懵懂無知。 民主不但不是一個受到情緒煽動的多數決，它更應該包括「合理的不容忍」。對異己的嫌惡，對知識的鄙夷，對猥瑣的擁抱，對粗俗的寬懷放任，以及對自己能力所不及事物的貪婪，成就了台灣不應該被容忍的負面品質，而這些低劣品質如果僅由學校或民間團體戮力框正，速度甚慢且效果有限，由是，高雄有極好的理由考慮一個可能從未列入發展項目的產業 – 媒體。 目前台灣的媒體經營者既然沒有氣魄改變亂象，施以重壓的義務自然落到閱聽大眾的身上。然而，如何帶動一邊咒罵卻也一邊買賬，對腥羶又愛又恨，疲乏軟弱的一般民眾？答案是 – 另一種媒體。 近年來，區域或城市競爭取代了國與國之間的評比，高雄不見得要受制於台北，其硬體設施也應該足以支援這項從未深耕的產業，人才軟體的獲得則可從島內、外延攬招聘。相對於內部的好與壞已被挖入骨髓，台灣竟無視於島外世界的消長、糾葛、悲歡、衝突與起落。一個多世紀之前日本和中國曾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日本轉向西方學習典章制度的結果，成了發達國家視野中亞洲的發言代表。當今的台灣，只不過將清末的船堅?利翻版成現代的摩天大樓，法治政體的雛型被利用成侮蔑律法的練習框架；硬體的華美既不能遮掩知識的貧乏，也無法提升低落的素質，優良的媒體便是彌補此種匱乏較快速、較廉價的手段與方法。高雄應以使用者付費方式，建構公共報社、公共網站、公共廣播公司以及公共電視台（此處只做概念提供），高雄有絕佳的機會終結現在的無膽媒體，讓其他縣市望塵莫及。 所有的節目與報導必須誠、精、準，對島內事務以高尚的語言批判、揚善，對國際事務則可結合學術界與資深媒體人摒除以美國訊息為導向的「綜合外電報導」，大篇幅、長時間地研判分析來自阿拉伯國家、伊斯蘭世界、非洲大陸、俄羅斯及其加盟國、包括中亞的亞洲，以及歐盟等在各種領域的資訊；況且，缺乏對中國正確不偏的了解，台灣如何為自己定位？台灣人就甘於服從早已木乃伊化意識形態的盲導？至於在回答「深知國際事務有何立即而明顯的好處？」之前，提問者應先思考，為何人人服膺「開卷有益」的說法。 知識不是大量收集資訊，不是社交場合的裝扮、不是舒適地在沙發上收視以度過時間，也不是對撿拾而來殘碎字眼及思想片段的組裝，而是個人內在深度廣度的改變，是懂得談論自己、談論世界，更是對自我圖像的確切發現，而不是無故發明。一個不被接納的孤兒，只有奮發圖強一途。只要自己強大到無法被忽視，自然有人急著來沾親帶故。 一個城市的領導人除非處理緊急事故，不需要常與民眾接觸，因忙於左右逢源而剝奪深層自修思考的時間；然而，傳達民意的管道必須暢通無阻，並且要有能力分辨，公民意見到底是符合正義，還是經既得利益團體或個人所煽動而起的無理要求；更要誠實，自己是否也參與操控被誘騙了的群眾。 一個城市的領導人應避免對所謂菁英的盲目崇拜，也要有勇氣拒絕對自己阿諛式的諂媚推崇。台灣有一種童話式的傳統，一種「誰認識誰，所以這個誰在翻掌瞬間就可以變成那個誰」的神仙文化。就像是某人認識某個鋼琴大師，只要自己也買了部史坦威鋼琴往家裡一擺，不需要經年苦練，第二天便也自動成為受國際樂壇青睞的鋼琴家。面對自欺欺人，不能慷慨大方。 一個城市的領導人要有思想的高度，把價值放置在可大可久的事物上，以公司治理的方式經營市政團隊，使其有執行力、注重效率、講究做事的方法；必須合理再合理，以最少資源發揮最大綜效。此外，任何團體提出方案並著手進行時，不得缺乏權責與財務上的監督機制，否則此一團體的沒落與頹敗是絕對可以預期的。 高雄市的市長必須有清析的行事步驟，以提高市民素質為終極關懷，而不是因為其他縣市有某一領域或某種形態的NGO，高雄也非要有不可地落入比賽數字增加的陷阱。市長的眼界要深廣長遠，能意識到因溫室效應，冰山溶化，水位上升，傍海高雄的下水道目前只不過百分之四十的比例，能夠在不可預見的未來有多少效率的因應。市長要鼓勵民間組織深耕其專業，以家暴問題為例，只提供受暴婦女庇護的硬體與訴訟機制… 並不能根除暴力行為，更要善用公器（媒體或社團）給予男人適當的啟蒙教育。女人在做了很大反省，集結事實根據並利用經濟改善的契機而衍生出婦女解放運動的同時，男人的反省何在？他們如何配合已覺醒了的女性？ 當卡達的半島電視台（al-Jazeera）因播放賓拉登談話錄影帶而竄升為世界五大影視媒體之一，並製作介紹阿拉伯與西方文化差異的兒童節目時（內容是否偏頗，仍然未知），高雄市長是否願意集思廣益，終結「看太多電視，孩子會被帶壞」的現況。非洲某些國家的兒童節目，讓孩子有機會集體在某處看電視時得到啟發；他們的有識之士深知，媒體一旦成了優良的教育工具，便可以彌補有些教室只是在一棵樹下的不足。 三十年前某個春天午後幾個年輕人對市政的期許並未成真，然而，鳳凰樹必定繼續火紅，椰子樹也將不斷搖曳，面對未來無數個春天的無數個世代，高雄是否願意承擔不讓他們失望的義務，必須由高雄自己決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