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重的老太太由家人陪同從德國來到這個小鎮，住進這個房間。不多久，幾個人陸續從容地進出房間，神情肅穆少語。數小時後，不知何時停駐在公寓前的一部黑色箱型大車行駛而去。車裡，駕駛座後放著一具棺木，棺木裡躺著剛到瑞士不久的老太太。
文／顏敏如 Yen Minju
一條清潔靜謐的瑞士小鎮街道。街的一側站著一棟不顯眼的住宅公寓。
一個清幽的房間。床、被、櫃一應俱全。沒有花樣的白紗窗簾一派樸實。房中圓桌上的翠綠桌布和鵝黃色的床單、被單彼此調和。韋瓦第的「四季」音符填滿房間的每一空隙。 病重的老太太由家人陪同從德國來到這個小鎮，住進這個房間。不多久，幾個人陸續從容地進出房間，神情肅穆少語。數小時後，不知何時停駐在公寓前的一部黑色箱型大車行駛而去。車裡，駕駛座後放著一具棺木，棺木裡躺著剛到瑞士不久的老太太。自頭至尾，整個過程全是她先前預訂。 2001年初夏，觀光城盧森的地方法院收押了一名男性看護。此人在不同的安養院工作期間，陸續殺害了九名痴呆病重的婦女。消息一出，震驚全國。看護殺人的原因：無法忍受看到病人絕望地長期受苦！據研判，此一事件並非單獨存在，而是冰山一角。 正當全球性的外在文化、消費漸趨一致，人人聽Coolio的音樂、喝可口可樂、穿Levis牛仔褲、開Lexus汽車時，人類生命長短卻如同經濟所得，其中差距令人咋舌。正當阿富汗男人平均壽命不到50歲，辛巴威女人只有34歲時，富裕國家卻必須因應老年人口增加的需求，修建鬧中取靜的老人專用公寓，並安裝適合輪椅進出的升降機。長壽是一般人普遍的追求，現代醫學不但滿足此一希冀，更吊詭地造成病人有著提早結束生命的強烈期望。醫藥科技對一個再也無法承受的生命，做出對這生命本身無意義的延長，正是許多個人或組織呼籲安樂死立法的推進器。 從個人角度觀之，除了履行繳稅等國民義務之外，國家對他並不具備「擁有」的權利。也因此，自己決定死亡的方法與時間，不能自了時，是否委託他人代辦等問題，是個私人的、充滿肉體無盡煎熬、精神上多重痛苦考慮的過程，何以必須由國家立法同意？事實上，人並不單獨存在，生存期間也必定與他人有著不同的親疏關係，進而產生不同的利益，這些利益的積累便成了同國家利益；由此，國家雖不擁有國民生命，卻有責任保護社會中的每一個體。在紐約，一個存心要餓死自己的人會被強迫灌食；在加州，企圖自殺者必須送入精神病院三天。 10世紀英國的King Edgar時代，以沒收財產做為對於自殺者的懲罰，因著疾病或精神錯亂導致自殺則不在此限。16世紀Sir Thomas More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在Utopia著作中主張，已步入生命終點的病人，應有醫生助其善終；醫生也必須免於受到「非法」與「不道德」的責難。現代社會要求成績，達不到標準即被淘汰，「自主」變得尤其重要；對於自己的生命，自主權更是被付予解脫痛苦的使命。過去，生命是天主所賜，如今，宗教語言只能是精神或意識上的勸說，「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靈魂得以大躍步地發展」已改變為「在決定自己生命去留的過程中，因有確切的目標，精神更能夠全心向主」。「人的生命不屬於自己，不得隨意處置，應讓其自然死亡」的前提，在政教分離的大多數國家已不足以成為反對安樂死立法的基礎論述。 安樂死原是指，讓罹患不治之症，身體也遭到極大疼痛侵襲者，透過停止醫療或給予高量止痛劑的無痛苦死亡手段。現代人對安樂死又有更多、更細緻的要求，認為，藥物雖能減輕肉體疼痛，卻無法滿足精神上對個體尊嚴的要求。住不起特等病房的長期臥床患者，披著聊以蔽體的白布，任由醫護人員、親友或不相干的人注目、指點、比劃，必須忍受與被忍受出自腐敗身體的異味惡臭。於是在不感覺疼痛的前提下，「不願遭受如此對待」便成了步向死亡者的最後希冀，而演變出不同的可能性： 積極助死：經病人同意，由醫生注射毒藥。 間接積極助死：注射能夠導致死亡的減緩痛苦藥劑。 消極助死：放棄或中斷延長生命的醫療措施。 協助自絕：病人自行飲下醫生所給的致死口服劑。而「只要確定沒有遺產糾紛夾雜在自願死亡訴求中，毒藥甚至可由非醫生遞給」的情況，瑞士在1942年便已合法。 這些可能性配合不同的國情需要，其立法細節顯得多樣，執行起來更是複雜： 荷蘭 醫生執行安樂死的四大前提是，1，病人必須意識清楚、自願、重複地提出助死要求；2，病人必須有著無法忍受、無法緩解的巨大痛苦；3，病情必須經過第二個受過訓的、獨立的醫生診斷並得出相同的結果；4，助死案例必須提報給由醫療、司法、倫理等領域人員所組成的監督委員會。 澳洲北部 意欲自絕的病人必須年滿18歲，罹患除非經特殊醫療否則會死亡的疾病，並由三個夠資格的醫生診療，其中之一應為精神科醫生，以確定病患沒有「可醫治的憂鬱症」。此外，若減輕疼痛的治療奏效，醫生不得答應助死。病人提出申請後，需等一週才能簽署同意。同意書上也應有另兩名醫師的姓名；之後，病人得再等48小時才能實現願望；執行時，醫生則必須陪伴在場，直到病人結束生命。另外，澳洲政府也規定，在電話或網路上散播助死的方法，必須繳納高額罰金。 美國奧立岡 病人必須以口頭及書面向醫生提出要求，並有兩名見證人，其中之一必須是從死亡結果得不到任何財物利益者，以保障申請助死完全出於自願。此外，病人尚需接受第二個醫生診斷，15天後才能得到致死藥方。此法原本嚴禁積極助死，經長時間的司法辯論，今年初（2006）才通過立法。 瑞士 瑞士不特別規定助死的條件，除非能證明助死行為涉及仇恨或財物利益，否則不犯法。病人只能從醫生得到致死藥劑，醫生也只給重病患開處方。重點是，病人必須自己拿起杯子將藥喝下，若是由他人執行，餵藥的動作即構成謀殺罪行。 無論安樂死或助死，通常由政府立法，醫院執行；在這方面，瑞士是個與眾不同的國家，不但法令寬鬆，正式的醫院也不是理所當然的執行者，而是Exit與Dignitas兩個民間組織。Exit成立於1982年，Dignitas在1998年開始運作。這兩個組織標榜「尊嚴地活、尊嚴地死」，病人必須出於自己的意願，是其助死的前提，去年共處理了約300個個案。 Exit採會員制（目前約有5萬名），只為住在瑞士的會員服務，並依入會時間長短，助死收費從0到3萬台幣不等。Dignitas去年接受138個案例，其中126人來自國外。本文一開始所提及德國老太太的情形，便是所謂的「死亡觀光」，其收費內容包括醫生、手續、火化、郵寄骨灰罈等等，約13萬台幣左右。 不久前，洛桑大學附設醫院允許重病、已不再適合移動而願意以助死方式結束生命的病人，由Exit成員到醫院裡來幫助實現其要求。此一構想5年前便已提出，當時曾遭到強力反彈。病人疑心醫生拿來的是否就是毒藥，看護人員擔心，必須照顧自願死亡者直到終結等等，在瑞士西部法語區再度引起助死是否符合倫理的辯論。 有人認為，醫院原是支持、治療、減輕疼痛等，實行救人性命的地方，不可變質為死亡看護所，不應該讓Exit進駐。Exit則辯稱，強迫一個希望不要插管、按摩、電擊而能夠安靜、詳和、尊嚴地渡過人生最後階段的重病患者搬離最後居所，不是一個人性化社會所應該接受的。更有人問，沒有表達能力的生命在醫院裡墮胎掉，可以自我表達的生命為何不能在醫院裡終結？ 「只要親友家人多付出關懷與耐心，往往可以打消病人尋求助死念頭」的說法，明顯忽略了並非人人有溫暖家庭和熱心親友的事實。即便是有著幸福的周遭，時日一長，金錢的花費與家人的身心俱乏會是另一悲劇發生的肇始。有人原是Exit的反對者，後來不得不承認，在某些情況下，減輕疼痛的措施已無法奏效，助死是個值得考慮的辦法。一位照顧丈夫27年直到他去世的太太，認同Exit的理念，而到該組織工作。一位45歲的婦女，罹患肌肉萎縮已有20年，她尋求助死時，極痛苦地說：「我的存在是以無法數計的金錢與人力來支撐的，即使是讓別人有機會實行基督的愛，現在也已經夠了。」 早在2001年，蘇黎世市政府健康環境部門就已宣佈，各市立安養及老人院在舊有減輕疼痛服務的基礎上，多增加「生命自決」一項。只要病患透過測試，證實仍有判斷能力，並清楚表達尋求助死的意願，便可讓Exit或Dignitas的成員到院裡洽辦一切事宜。如同上述，反對的一方強調：以病人自己同意為助死的主要前提，有待商榷。又老又病的人，其自決意識通常受到外界左右而減少或失去價值判斷能力。尋求助死的原因並非疼痛無法忍受，而是害怕孤獨、失去尊嚴、不再獨立、成為別人的負擔等等，「休戚與共」其實比「自決」更加重要…。社工人員則提議：與其想盡辦法讓企圖尋求助死者繼續活下去，不如和他共同討論，他對於生活情況的判斷是否符合實情；他尋死之後，將對家屬造成什麼影響等，較能勾勒出病人內心的幽微。 另一觀點是，不論在家或在安養院，長期臥病者的醫療及看顧費用均是極沈重的負擔。健保既不全額給付（投保者必須自付10%），更以集點方式計費。看護人員必須記下協助病人的項目，舉凡更衣、繫鞋帶、衛生清潔、助走… 病人可能不斷處於「被餵食一頓飯，存款就要減少一些」的壓力下，及至經濟拮据，尋求助死。Exit與Dignitas不啻為解決問題的另種人壽保險。 安樂死或協助自絕是在沒有意外的情況下，將結束生命移交給外力執行。牽扯出來的問題是，在何種條件下，死亡事件得以移交？時間呢？是病人距離死亡多遠或多近時？還是他放棄生存時？醫療與殺戮之間有時界限模糊，高量的止痛劑可以致死，醫生們的「意圖」並不透明，一般人如何窺知？政治人物、宗教組織、醫療人員及倫理、哲學家不斷探究，人是否有權利決定何時、如何死亡？若有，此一決定是否包括取得協助以執行？此外，如何分辨「末期病患」與「慢性病患」？如果「慢性病患」自願死亡，該如何處理？嚴重精神病患者呢？安樂死或協助死亡的「業務」一旦興盛，是否有可能發生過早將殘弱者判死，末期病患被「治死」（而非減少疼痛）的情況？死亡比治療便宜許多，保險公司必定欣然給付。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調查顯示，助死已逐漸擴及慢性病及精神病患，越來越多醫師未得到病人同意便終結其生命。謠傳醫生的想法是：「她可能還會拖延一個星期，可是我現在急需一張病床」。病人只能毫無選擇地接受死亡成為治療的另種方式。 宗教界傾向「消極安樂死」，亦即在病人同意情況下，關閉維生系統，這在技術上並不定義為「助死」。更多的情況是，病人簽字同意，醫生以媒介助其死亡；病人可自選時間、地點，甚至反悔不死。幾世紀以來，助死一直是醫生與病人之間的私下協定，法律雖不積極禁止，卻也不特別承認是項權利。在瑞士，有人促請政府承擔助死組織的認證工作，司法部卻認為，再精密的管理也無法阻止真正尋死的心。 現代醫學讓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預定死亡會是一適當的選項？ | ||
